于曙光1944年春出生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深处磁武县的一个山庄。其父为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母亲在县抗日政府中工作,他的父母预见到日本将投降,中华民族的曙光即将到来,故给他起名曙光。曙光的童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不止一位大山的母亲将他辗转喂养,直到他六岁才进了北京,但他的根是扎在了太行山上。他身上浸润着大山的露珠,呼吸着充满战争硝烟的山间空气,因之,他的心和他的血肉之躯是属于大山、属于最基层人民群众的。这甚至对形成他一生谦和厚朴的人生格调产生影响,以致于当五十五年后他又返回太行山顶,寻找到他出生的那间石屋时,他应邀为磁县留下了16个大字:“生我太行,比之爹娘。天涯海角,永志不忘。” 。
沈鹏先生曾感佩于曙光是一个敬业乐群,,又是一位“艺术细胞”丰富的书法家。他说,“艺术总是相通的,是可以分析、综合与渗透的。”于曙光参加工作凡40余年,其中从事业余和专业美术书法活动有38年,舞台阅历12年,专业艺术工作20余年。他的大半生工作,是真正的“艺术人生”。1980年初,他拜时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中国书协副主席的陈叔亮先生为师学习书法,1985年又师从中央音乐学院古琴大师吴景略先生学习古琴曲,同年调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工作。他的确是一位艺术上的通才,诗、书、画、印、笛、箫皆能,且善文,其文论曾获2003年中国文联全国文艺评论奖三等奖;论沈尹默的文章经在《中国书法》发表后,《人民日报》也部分转载。退休后,他的主要职务是中国书协中央国家机关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而印在名片上的还有曾任中国书协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评审委员、中国美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琴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副秘书长等等。列举这些,不免枯燥,但从中可看出于曙光艺术人生的社会基础和艺术基础。他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支撑他走着几十年的艺术之旅。他是一个完全靠自学,经过非凡磨砺、艺路崎岖而最终迈进艺术殿堂的艺术家,也是一个有着“大雅大俗”的情怀且能以“雅”的艺术化为大众语言的通才艺术家。
于曙光在书法上用王玉池先生的评价,他属于“苦学派”。他的书法创作以行草为主,王羲之《兰亭序》是他终生受用的法乳之源。他所著的《天下第一行书—一兰亭序》一书,研究了此帖的成因、演变、文字内容、结字、笔法、章法和神采,此书几经再版、翻印,流布甚广,影响很大。他曾背临此贴达二百余通,其形神几近于无异。得此深厚功力、底蕴,再用于创作,于二王一脉之驾轻就熟,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以为于曙光在书法观念上属于“文化守成派”,这在他的创作与理论中都可以得到论证。他多年沉淫二王,为古人之气格韵致所沉迷,无论行、草或行草杂糅,他都能一以贯之,走一条从一而终,由俗入雅的道路。年轻时他写唐楷,写魏碑,到青年时代为“实用”而楷行并施,再到中年而后,尊二王,兼事王铎,入“晋韵”,能大俗而大雅,佐以个性中的沉稳朴厚,遂时见骨力劲键,苍拙遒逸的个性特点。如他所书的杜甫诗,白乐天《江南好》词,行草自作诗等等。于曙光书法确因、对诸艺术门类的兼取并涉,触类旁通,相互生发,而更具“雅俗共赏”,内含丰实的特点,而通篇视之,气脉连贯,气息儒雅,节奏分明。同时,由于他在文艺领域的综合修养,由于他在“兰亭奖”的创意和新举措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一个关键时期的创作和理论发展,其汗马之功,当代书坛亦当留下一笔。
于曙光的花鸟画,以小写意为主,绘画题材多为传统文人画之梅、竹、兰、菊。其用色似胎息于齐白石、董寿平、王雪涛诸家,艳丽轻快而不浮华躁动,丰富内蕴而有章有法,有一种清新明亮的生活计调和入世情怀。如其画竹,单用墨或花青,枯湿浓淡,相得其趣。配以自作诗句,两相呼应,有一种君子气度。
于曙光书画用印皆为自治,其印文选择,既陈述己见,又儒雅可爱,正是古代文人雅士情怀,如“生平之快事”,“花开花落自有真情在”,“蔓生老果”。而其取法在汉印,又兼取明清文人印风,端严而不刻板,庄重而不失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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